[
摘要]以前作《杀戮演义》获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提名的导演约书亚·奥本海姆，在第71届威尼斯电影节上，凭借与《杀戮演义》一样关于1965年印尼大屠杀的作品《沉默之像》，获得了评委会大奖。
约书亚·奥本海姆在威尼斯海边接受腾讯娱乐专访
腾讯娱乐威尼斯专稿 （文/张海律）以前作《杀戮演义》获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提名的导演约书亚·奥本海姆，在第71届威尼斯电影节上，凭借《杀戮演义》的续篇《沉默之像》获得了评委会大奖。这部纪录片，同样关于1965年印尼那场大屠杀的民间记忆。只是，这一次，视角从加害者换到了幸存者。
在威尼斯的海边，腾讯娱乐对这位值得尊敬的纪录片导演进行了独家专访。在采访中，约书亚详细阐述了拍摄经历以及印尼社会对大屠杀黑白颠倒描述的成因，更积极体现出，电影，尤其是纪录片，对正义力量的到来是能起着积极作用的。
曾获得奥斯卡提名的纪录片《杀戮演义》的剧照
屠杀者执掌社会，幸存者苟且营生
会说印尼语的美国导演约书亚.奥本海默，早在2001年，就开始介入对大屠杀记忆的影像纪录工作。并在2012年成就出一部结合着当代艺术和戏剧表演的伟大纪录电影《杀戮演义》，片中加害者们对重演屠杀场面的那种得意忘形，让观众不寒而栗。从他们身上，根本看不出一丁点的愧疚和悔恨，他们睡得很安稳，活得很惬意，良心很安稳，甚至相信自己身后可以上美好的天堂。这一次在威尼斯，约书亚带来了从受害人视角入手、杜绝其他形式主义的艺术手段、而更深邃呈现民间记忆的又一部纪录力作《沉默之像》。片中那位勇敢追寻真相的主人公Adi，并没有经历过大屠杀，而是痛失长子的母亲若干年后才生下的“替代品”。通过与约书亚的认识和交往，看到了导演从2003年到2005年拍摄的右翼行刑队之“表演证言”，其中的不少“表演者”还继续出现在这部《沉默之像》中。这些素材，或许是促使Adi想要寻找哥哥死因的导火索，即便他与哥哥从未谋面。他不想复仇，只是想在刽子手们升天前，从他们或亲人的嘴里听到一句“对不起”。
腾讯娱乐：《沉默之像》是怎样接续上《杀戮演义》的？
约书亚·奥本海姆：如今，我也可以把它们当作同一个作品的两个篇章。当我在10多年前，第一次关注到印尼1965年大屠杀的恐怖过往时，就已经发现幸存者们似乎被迫保持着沉默。当我开始拍摄相应素材时，军人就在威胁（而非劝说）他们不要介入电影采访，后来，受害者总算不介意被拍摄了，可偏偏又跑来跟我说，“我们可以谈一谈，但请放弃拍摄行凶者的打算。”
当然，我反倒先去拍摄了加害者。和如今面对这两部纪录片的观众一样，当时我也非常震惊，凶手不但逍遥法外，还实权在握。这就如同二战结束40年后，人们发现德国依然被纳粹掌控一样不可思议。而这些黑白颠倒的情况，根本不是个别现象，而是高调存在于印尼社会当中，只是在西方利益所引导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模式下，不为国际社会所讨论。可事实上，这个有着数十年军人集权传统的国度，也保护和保证着加害者们的现实权益。
我决定纪录下这些事实，是想展现一个社会是如何建筑于谎言和缄默之上，加害人如何能不经审批地继续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当中，他们又是如何面对自己，胜利者到底如何撰写历史，以及我们是否能通过故事讲述纠正这些恶行？对所有这些问题的影像回答，就造就了前一部纪录片《杀戮演义》。
但我依然需要另一部电影，去谈一谈当下，而非发生大屠杀悲剧的1965年。这部电影将在一定程度上体现道德沦丧。继无辜生命被剥夺后，幸存者的生活又如何在经年累月的沉默和恐惧下被摧毁；在必须与杀害他们至亲的凶手比邻而居时，幸存者们是如何营建自己那脆弱的生活。
当我剪辑《杀戮演义》时，做了一个165分钟的较长版本，舞台性的艺术语言呈现更为清晰，有着更多真实凶手与遇害人扮演者在漂亮风景下的夸张场面，我一度甚至巴不得整部《杀戮演义》都充满这样的舞台剧画面。但我也同时开始思索，如果彻底改换另一种截然相反的电影语言，它注定会是另一部电影，或许将更具有沉默中的诗意。因此我在忙于《杀戮演义》的终剪和发行前的2012年，开始拍摄这部《沉默之像》。
腾讯娱乐：片中Adi看的那些凶手表演屠杀经历素材，就是那时拍的？
约书亚·奥本海姆：不是，Adi看到的所有素材，是我才到印尼不久时拍摄的，集中于2003、2004以及2005年开头。那个时候，Adi服务于一家人权组织机构，而我也通过这些北苏门答腊和雅加达的NGO，尽可能地寻找到加害者，并一一拍摄，而Adi也就看了我拍到的所有素材。
直至拍完《杀戮演义》后，Adi才意识到自己的父母也一样长期生活在恐惧当中，他们从不情愿对儿子讲起过往的痛苦，所以Adi就开始自己寻找答案，开始渴望知道从未谋面的哥哥是如何遇害，以及这个死亡是如何给家庭带来长期心理阴影的。我认为他已经在我拍摄的加害人素材里找到了答案，他认出了家乡亚齐的不少人，“噢！这人是我的小学老师，那人就住在街角，看看他们对自己的罪行是多么厚颜无耻多么洋洋得意啊，他们居然能炫耀着自己的屠杀‘成功’，这其中就包括了我的哥哥。一定是这种胜利者的狂妄姿态，持续地给受害者家属带来挥之不去的恐惧。”
在我忙完《杀戮演义》返回印尼时，心里虽然已经有了要拍摄一部以受害者视角出发的纪录片打算，但并没想到就让Adi来成为主角。反倒是他需要我，建议我。我想在印尼、在纪录片历史上，或许还没有幸存者直接面对实权在握凶手的经历吧。这种情况不但超越了我的经验，也让还活着的加害人猝不及防，他们不会想到有这么一天，幸存者就这么来到家里。
《沉默之像》剧照
曾为保护家庭而做足转移计划，但那非常不公平
腾讯娱乐：那么这样的摄制过程也有些冒险吧？毕竟片尾字幕有那么多角色都显示匿名。
约书亚·奥本海姆：拍摄《杀戮演义》时是否担惊受怕？是我最常被问到的问题。可以说那时是情绪上的恐惧。而到了拍摄《沉默之像》时，就更多成了身体性的恐惧。我们都用技术办法屏蔽了手机数据，万一我被抓了，能保证无论黑白的敌意势力找不到任何一个我的印尼摄制组成员。在拍摄Adi与加害人面对面场景时，我总是出动丹麦摄制组，只有在拍摄Adi家庭场面时，才让印尼摄制组上阵，即便如此，他们也不能以真名出现在结尾剧组职员字幕里。
我们还随时准备着两部汽车，以让对方很难跟踪，而且总在离开一个设置地点后就立即换车。也同时将使馆紧急联络电话备好，并早早打包一切行李，以及包括Adi在内所有参与者的机票，机场也一定有人做好接应准备。
最让我们担心的，始终是Adi的家人。我们确实花了半年多的时间，备好最糟情况出现时的最好转移方案，将Adi全家送往这个巨大国家数千公里外的另一端，远离杀害Adi哥哥的凶手们，甚至为Adi的儿子选好了不错的学校。
但无论怎么未雨绸缪，还是不大可能将其家人打包带走。因为，这不但非常不公平，而且根本是错误的！Adi从来就没考虑过报仇雪恨，他想要的，只是让刽子手们承认自己所做的，以及让他们意识到错误。如果他们道歉了，Adi将原谅他们，只有这样，受害者家属才能与加害人家属一道，真正毫无恐惧和提防地比邻而居。而绝不应该因为做了一件正确的事，而反倒背井离乡。
腾讯娱乐：保护好这个家庭也是你的责任
约书亚·奥本海姆：当然是，绝对的。不过，如果询问Adi，他将会第一个向你承认他对妻子的愧疚之情，纪录片设置的整个过程中，他从未跟妻子提及自己在干嘛，这让后来解释一切的他感到很不自在。我们有责任确保Adi与家人能继续在这里生活、学习并享有充足的安全。剧组成员为实现这一切，做了多少努力，我就不在此展开了。
《沉默之像》剧照
失忆的父亲，失明的苍天
腾讯娱乐：包括父亲的失明事实，以及Adi验光师的身份，影片不少地方都有着强烈的隐喻吧？
约书亚·奥本海姆：此片大概隐约探讨了三种失明。一是行刑者从不承认自己所作所为是犯罪，而只是服从命令的“选择性失明”；二就是Adi父亲呈现出来的物理性失明，家庭场景非常打动我；还有就是影片结尾时行刑者回访河岸边并做着胜利姿态的镜头，早已没有人确切知道亚齐的10500个年轻人是在哪一河段被虐杀的，而这一令人胆战的“胜利手势镜头”，象征着某种“苍天无眼”般的自然界失明。
Adi的父亲开始失忆，这就让儿子死亡是如何摧毁家庭的事实显得更加有力。才开始时，父亲或许是恐于提及往事，到了后来，他干脆就真的不再记得儿子了。
影片中有一组比较有争议的镜头，老父亲在家徒四壁的陋室里爬行，凄厉叫嚷着“这不是我家。”这是Adi自己拍下的。我想如果是我自己的老爸，我一定会放下摄像机，去把他抱起来，我不知道Adi为什么就这么拍下去，或许是老爸这样爬行已经一整天了，或许老婆已经在赶来的途中，可不管怎样，Adi始终是儿子啊。
有观众也为这个镜头迁怒于我，认为我应该把让人不悦的这一段彻底拿掉，这个家庭已经够惨的了。可我既不是那种为追求客观真实、就坚决不去救秃鹫嘴边小孩的摄影师，也不是非得让每个观众都舒服愉悦的导演。我在成片前，确实为这一段征询过很多人意见，大多数人认为自己没有因此被冒犯到，甚至有让他们感到一种爱与死亡紧紧相拥的强烈力度，让他们思考，如果我自己的生活称得上幸运，那Adi家庭这样的就该叫不幸了吧。因此，即便Adi的父亲有着这么一番看似尊严丧尽的影像，在临终前，也始终是与家人和爱相伴相随的。
腾讯娱乐：沉默之像，是你一开始就确认了的标题吗？
约书亚·奥本海姆：至少是最早一批想好的选项吧。这标题体现着在电视前看凶犯表演素材的Adi表情，沉默得如同一幅肖像画。这次纪录片的表达方式也倾向于沉默，让观众在肃杀气氛中体验屠杀后的幸存者恐惧，也希望未来一代能记住，没有什么罪行会被淡忘，没有任何一辈人会含冤而死。
《沉默之像》剧照
凶手享受于表演的魔法
腾讯娱乐：我曾实地走访过发生20世纪欧洲最后一场大屠杀的斯雷布雷尼察，以及如今生活在萨拉热窝的幸存者，他们有些仍希望报仇，更多地希望一切留给上帝去判决。在我看来，西方大屠杀的罪犯，都选择消声灭迹或沉默不语，可东南亚的凶手们，包括柬埔寨红色高棉时期的行刑队员，却反倒如此高调甚至为罪行洋洋得意。是什么造成的这番迥异心态？
约书亚·奥本海姆：作为导演，我认为你的对比不太准确。柬埔寨确有红色高棉时期的行刑者免于罪行，可与波黑的情况相似，国际审判都追着他们而来，他们早已在政治和经济上全面失势，屠杀和清洗的领导者，几乎全数被以战争和反人类的罪名逮捕，无论卡拉季奇、穆拉迪奇怎样否认罪行，他们国家的政府如今都在国际压力下，积极地作为起来。
可印尼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我拍摄时，意识到这么一个情况，镜头前的加害者们更多是享受于表演，而非配合录制他们得意洋洋的证言。表演的本质目的，都是为了取悦观众。这么一来，问题来了，谁是他们想象中的观众？他们希望被观众怎么观看？在镜头前，他们又是谁？其实，在拍摄前，答案或许就已呈现，通过别的媒介和故事讲述方式呈现。譬如，片中一个过世的行刑者，就曾出版手刃32名疑似共党或同情共党分子的插图绘本。这么做，可以让邻居持续害怕和服从他们。这对于他们就像一场神奇的魔法，在普世价值观看来注定消极的魔法。
为印尼国民开放免费下载
腾讯娱乐：听说《杀戮演义》在印尼最终还是放映了，反响如何？
约书亚·奥本海姆：放映时，我已经忙于《沉默之像》的拍摄，所以不大能描述具体反响的细节。但庆幸的是，它确实在这个国家放映了几千场，并在互联网上被下载了数百万次，我们后来也干脆为印尼开放了免费在线观看渠道。这对于帮助国家重新开始公开讨论1965的大屠杀历史，或多或少有着促进作用吧，至少历史上第一次，媒体承认了那些悲剧是实打实的“屠杀”，是不可宽恕的反人类罪行，而不再是什么“惩戒共党分子”的勇敢义举。而此前，媒体关注的始终是当下的事情，政治腐败、黑帮火并等等，从不敢正面提及大屠杀历史。当地最有影响力的一本新闻周刊率先表态，以《杀戮演义》为缘由，搜罗实证，为屠杀做足了75个版的大型报道。而今年被提名做奥斯卡最佳纪录片的成绩，更让政府不得不在乎舆论影响，而回头审视国家罪行并承认那是一场犯罪。
腾讯娱乐：至少如今的印尼第一次有了民选政府以及一个人见人爱的新总统，虽然这不一定与你的《杀戮演义》有直接关联。
约书亚·奥本海姆：在《杀戮演义》中，确有角色提到印尼需要一位好总统。巧合的是，身世平凡的佐科威就当选了。
附：相关信息简介
导演约书亚·奥本海姆
1974年出生于美国德州，在新墨西哥州及首都华盛顿长大。他第一次到访印尼，是来拍摄讲述苏门答腊公会化进程的纪录片《全球化磁带》。在哈佛大学读本科时，奥本海默就已经两次执导纪录片，并展露了他实验性的拍摄手法。他1996年拍摄《那些被称为家的地方》的时，他就是暗中跟随美国民兵团体拍摄的。2013年以加害者视野切入、关于印尼1965年大屠杀的纪录片《杀戮演义》，荣获了2014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提名。
如今约书亚定居在哥本哈根和伦敦，同时也是威斯敏斯特大学纪录片和实验电影中心的艺术主管。
“九·三零”事件
“九·三零事件”，是1965年在印尼发生的军事政变。时任印尼总统的苏加诺由于政治立场倾向共产主义阵营，被支持西方的苏哈托推翻。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苏哈托少将组织了随后在全国策动反共大清洗。事件除了导致大量共产党员被杀以外，导致大量华人被当作共产党员处决。事件使大量华人被迫离开印尼，到海外生活。
大清洗导致死亡人数估计在十万至三百万人之间，但学界的共识约在五十万人左右。
版权声明：本文系腾讯娱乐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
